珠江流域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应对大范围强降雨过程

从这一要求出发，在进行宪政制度设计的时候，应当首先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该界定强调的是当事人认为案件受理法院对所诉案件没有管辖权。[13]如上所述，我国现行规定中当事人管辖异议只适用于当事人认为受案法院无管辖权的情形。

[19] 参见汤维建：《管辖错误作为再审事由不宜删除》，《法学家》2011年第6期。所以，该学者认为2007年的修改规定过于僵化。对实体的审查固然可以明确案件的管辖权，但此时该案到了事实已审查清楚，证据已充分认定的地步，可以直接进行实体裁判了。当然为了简化程序，可以由当事人参与决定管辖法院，再由法院移送。在《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管辖异议的申请方式，《若干解释》中规定提出管辖异议的形式必须是书面形式。

[21] 参见汤维建：《管辖错误作为再审事由不宜删除》，《法学家》2011年第6期。注释:本文为2010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苏州大学公法研究中心重大招标项目行政程序与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研究（2010JDX M040）的阶段性成果。Alfred Stepan，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Brazil and the Southern Con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69-70，转引自阿尔蒙德等：《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第593页。

正是各方政治势力在观念和利益的双重影响下，推动巴西确立了以总统制、开放式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多党林立的政党制度、两院制以及赋予地方极大自治权的联邦主义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民主化研究领域已经激发了从转型学到巩固学的转变。［21］就巴西而言，分散化的体制使卢拉所代表的左翼政党有机会进入权力体制，并且在赢得大选之后必须将更多的政治派别纳入决策体制，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左翼的激进化倾向。科洛当巴西总统时就因为与国会的剧烈冲突而直接把经济方案诉诸媒体，而国会使用弹劾手段来反制科洛。

但笔者认为从自由民主变成先进民主不应视为民主巩固的一种，因为先进民主指涉的是民主质量不断提升的永恒发展的动态过程，若按此标准，现实中的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包括英美都难以说实现了民主的巩固，这不仅混淆了民主巩固与民主深化，也会大大解构民主巩固这一概念的解释力。萨托利认为很难找到像巴西这样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反政党倾向如此严重的国家，巴西的政客更多是将政党视为寻租的工具，他们自由、频繁地更换政党，在投票上与同党同志唱反调，拒绝接受任何施加其上的政党纪律，认为他们代表选民的自由不容侵犯。

事实上在卢拉当选巴西总统后，并没有完全执行左翼的政策路线，而是对民粹主义、工会运动乃至于大众动员保持距离，采取了更为温和包容的施政纲领，同时也注重联合更广泛的政治力量，这不仅重塑了左翼选民的利益表达，还赢得了更广泛的巴西民众的支持，从而对巴西的民主巩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比如总统制虽然在军方影响下写入了新宪法，但是1993年巴西就政府体制问题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结果总统制依然获得最多数民众的支持。这其中以林茨和斯泰潘给出的综合性定义为代表：就行为层面而言，一个巩固的民主政体之中，没有重要的民族、社会、经济、政治或者制度性的行动者将重要的资源用于建立非民主政体，或者用于寻求外国的干涉从而获取独立。而之前人们对总统制的探讨倾向于以美国作为参照。

但是有学者认为，如果遇上希特勒那样魅力型的领袖，巴西这种极易诱发总统与国会之间冲突的制度很有可能导致总统专权甚至是民主体制的崩溃。除了与美国总统一样拥有对立法的否决权，巴西总统还享有宪法赋予的其他立法权力，对立法议程的确定有直接影响，如可以将其认为是最重要和最紧迫的议题放入议程等。之所以选择巴西，不仅是因为其在人口、地理规模上是拉美最大的国家，也不仅仅是因为其在经济上的突出表现而享有金砖四国之一的美誉，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巴西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过程历经磨难，其突出的贫富差距及其他社会经济问题与一系列特殊的宪制安排使巴西成为民主巩固学家们关注的热点。这种质疑虽然也有极端化的倾向，但确实有助于提醒我们不要落入制度决定论的陷阱，而且也启发了宪政工程学应注重结合制度运转背后的经济、社会因素来进一步细化制度与民主巩固之间的因果机制。

比例代表制的这些面向对高度分歧与混杂的社会而言，被视为一种节制的力量。就前者而言，已有不少研究发现，巴西总统尤其是卡多佐任职以来在国会经常能赢得多数的支持，从而能有效推行各方面的改革计划。

1988年新宪法最终选择总统制，与军方的介入密切相关。这无疑使巴西成为考察制度变量之于民主巩固的影响的绝佳案例。

当然，在其他如法治、民生等方面，巴西与成熟的民主国家还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表明巴西民主在不断巩固的同时，也面临如何进一步提升民主质量以深化民主的难题。随着民主化的进一步推进，1984年巴西爆发了大规模的要求总统直接选举的政治运动，但是军政府坚持总统由军政权时期组成的选举人团间接选举产生。[14]柴巴布、利蒙吉：《民主制度与政权的生存：反思议会制民主国家和总统制民主国家》，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期。［4］同样，当时主导巴西政治精英的诸多政治理念也影响了政治制度的选择。基于类似理由，议员们选择了比例代表制中纪律最为松散的开放式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14］ 学界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导致这一结果的多种原因。

自由之家所发布的数据也显示，近些年自由度增加的国家数量远远落后于自由度下降的国家数量。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转型模式使军方对民主宪法的制定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

这显然与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倡导的共识民主模式颇为契合。换言之，基于宪政工程学主动介入的风格，相关的研究更多是站在公正的立法者角度来提出制度变革的建议，但是现实所选择的制度往往是不同政治力量在既定的结构性因素约束下博弈的结果，而后者更需要考虑具体国家的差异性。

还有就是对主要领导人无视、绕开、架空民主的游戏规则的意愿及能力的影响。但是梅因沃林认为，不能仅仅将罪因归结为总统制本身，实行多党制的总统制才是影响巴西民主治理的真正原因。

当然，巴西政治制度的选择并不能完全归于军方的控制，其他政治势力甚至巴西民众都参与其中。［20］ 可见，巴西的制度并不是高度分散化的，之前的判断过于简单。04％选票的政党也能进入国会。［25］   聂智琪，单位糸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19]参见西蒙·伯恩斯切尔：《民主化与拉美回应性政党制度的出现》，载《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2期。此外，人们还可能追问，如何理解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评价？抑或，其中哪一种评价更准确地揭示了巴西民主的真相？确实，笔者认为之前以林茨、斯泰潘为代表的主流民主巩固学家对巴西民主前景的悲观态度有待反思，如过于强调治理的有效性对于民主巩固的作用，而忽视了代表性维度和共识民主模式的价值，对宪制的运作逻辑的考察也未能充分深入到具体国家的情境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前后两种视角之间是完全对立的关系。

不过，与这种在效率和权力集中的维度对巴西制度的重新确认不同，另外一些学者试图挖掘巴西分散化的权力体制对于民主巩固的正面影响。Linz）等主流的民主巩固学家为代表。

而在政党制度方面，议员们也选择了增强个人自主性的一系列制度，比如对党员更换政党身份的行为并不施以限制和惩罚等。二是从新的视角对巴西高度分散化的体制予以正面评价。

开放式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如果配以单一制、议会制和较高的政党认同度，政党纪律就不会过于涣散。其次，实践中巴西总统会试图运用多种方式加强其对其他政党成员和议会的控制。在这种选举制度下，甚至在全国只获得0。例如，在组阁时运用联盟手段将其他政党纳入进来以扩大自己的执政基础，［16］这样，行政部门为各政党领导人提供了用来惩罚那些没有遵循政党路线的普通议员的手段：他们分享官职的机会将被拒绝。

这种选举制度诱导同党的候选人之间的竞争，甚至某些候选人为了当选，与其他政党的候选人达成交易以打击党内其他的候选人。见林茨、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因此，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简单地在这两种评价中任选其一，而是在重新整合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能获得何种启示，以期为既有的民主巩固学提供新的知识增量。事实上，如梅因沃林所指出的，同样实行开放式名单比例代表制的芬兰，由于其政治文化中的政党认同度高，党员在投票时基本上服从政党纪律，加上实行的是有助于维护政党纪律的议会制，因此并未造成巴西那样的治理困境。

这一系列的制度组合构成了鲜明的巴西特色。其次，巴西的案例是否表明，对于民主的巩固而言，制度并不重要甚至本身就无足轻重？在有些学者看来，巴西的民主巩固可能更多地取决于诸如社会结构、政治文化、政治精英的个人特质等非制度性因素。